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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制造大國”日本 為何頻發質量醜聞
■萬君寶
近來，日本許多知名企業相繼發生質量醜聞、召回事件、嚴重虧損甚至破產倒閉事件。由此暴露出來的問題，僅僅是日本質量管理的“冰山一角”，更預示著日本制造深層次的文化問題。
在戰敗國的廢墟上，日本用瞭不到20年的時間便實現瞭經濟迅速崛起，並在機械、電子、儀表靜電除油機、造船、化工等主要工業領域全面超越西方。西方管理學者經過認真研究，得出的答案是“企業文化”。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把日本企業文化概括為長期雇用、緩慢的提升、非專業化道路、微妙而含蓄的控制、平等主義和相互信任等特征。
然而，日本的“世界制造大國”和“質量管理領袖”地位，每時每刻都必須面對來自全球的競爭。特別是，有三種重要的力量使日本企業的競爭格局發生瞭根本性改變。
一是日本相對於美國的戰略地位改變。
某種程度上，日本的經濟奇跡源於冷戰格局下美國的大力扶持。日本二戰投降以後，當時華盛頓的決策者害怕停滯除油煙機的經濟會迫使日本出於自身利益倒向共產主義陣營。因此，美國對日本的戰略發生瞭大轉變，由戰略遏制轉向戰略扶持。據統計，美國軍方僅1951年和1952年在日本的軍需采購就達到瞭8億美元；到1963年，美國在日本的軍需采購訂單共達到72億美元。
然而，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日本的戰略作用迅速下降。加之日本產品大舉進入美國本土、搶奪美國市場造成的“恐慌”，上世紀90年代美國把對日政策由戰略扶持調整為經濟上的戰略遏制。當然，日本作為牽制中國的一顆重要“棋子”，在軍事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一帶一路”的全面展開，日本牽制中國已經不可能瞭。未來，隨著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深化，日本有可能成為美國戰略棋局上的一顆棄子。
二是競爭對手的改變。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和韓國等國新興產業的崛起，亞洲市場上由日本領先、“四小龍”緊隨其後的雁行模式被徹底打破。在機械、電子、化工、造船等日本曾經占據絕對優勢的產業領域，陸續出現瞭強勁對手。
三是消費者偏好的改變。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型消費者催生瞭追求便捷、時尚的體驗式消費、率性消費趨勢。而素來標榜“質優價高”的日本生產商顯然沒能很好地適應這一趨勢。特別是，汽車、電腦、手機、電視機等傳統意義上歸為耐用品乃至奢侈品的商品日益“無品牌化”，進一步抵消瞭日本擅長的精工細作模式。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接連發生的質量管理醜聞，實際上暴露瞭競爭環境劇烈變化下日本管理體制的深層次危機。
第一，日本質量文化的根基正受到侵蝕。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停滯的10年”，迫使許多日本企業為節省成本對企業結構進行瞭大幅度調整。不少大企業甚至出現瞭大裁員的浪潮。例如，日立推出提前退休計劃，從2萬名員工中裁掉瞭1萬人；索尼砍掉瞭13%的員工，辭退總人數達到1萬名。這些大裁員措施迫使一大批經驗豐富的員工黯然退出工作現場，而代替他們的是大量的合同工和臨時工。這種企業結構的巨變，極大地侵蝕瞭日本企業引以為傲的質量文化。同樣，為瞭節省成本，由供應商參與的質量改進小組相繼遭解散。索尼的供應商“不再願意為索尼犧牲一切”，而豐田供應商的減少直接引發瞭“一個供應商的錯誤，招致更多汽車召回”的全球性災難。
第二，日本質量文化的基因缺陷。有學者指出，成功的日本管理體制嚴重依賴日本文化。這種體制難以批評，也難以改革。事實上，人類學傢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早就發現瞭日本民族“喜新而又頑固”的矛盾性。顯然，日本的質量文化也難以克服種種“基因缺陷”：它適應以美國為主導的冷戰體制和快速發展的世界經濟，卻不完全適應21世紀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經濟；它適用於終身雇傭和高福利的人事體制，卻難以適應迅速成長的新一代人群。
更重要的是,日本質量文化的最大動力來自於高福利、高保障體制下形成的技術熟練工人對質量的不斷改進和終生奉獻。這使得日本的質量文化具有極大的“原產地”依賴性。而以豐田為代表的日本企業，在龐大的海外生產體系中不願意也不可能移植這種所謂文化基因。
第三，日本工匠精神的沉淪。長期的經濟停滯和殘酷的社會競爭，導致日本中產人群的分裂：中上層中產者向富人階層轉移，中下層中產者向窮人階層轉移，由此出現瞭貧富對立、嚴重分化的“M型社會”和“低欲望社會”，從而進一步加劇瞭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齡化。這對建立在傢族企業基礎之上的工匠精神而言是一個巨大挑戰，不少技藝面臨著後繼無人的窘境。
日本企業接二連三的質量管理醜聞給我們中國企業也敲響瞭警鐘：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成功者。隻要市場競爭的擂臺擺在那裡，籠罩在成功企業頭上的光環、系在成功企業傢身上的“金腰帶”就都是“昨天的榮譽”。隻有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才是真正的基業長青之本。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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